《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近年来，产教融合作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路径，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促进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方面被寄予厚望。然而，在政策设计与落地实践过程中，“只见‘器物’，不见‘人’”的倾向日益凸显，出现企业人员“走不出”企业、“融不进”职业教育，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沉不下”、与企业人员“说不到一块”，职业院校学生“看不到希望”“不愿到一线”。当下，这一系列困境亟待破解。

1 现实困境：产教融合下“人”的缺位

在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未能充分释放，成为制约产教融合效能的瓶颈。对于企业人员来说，一方面，因肩负生产重任且激励不足，参与人才培养的意愿和能力受限。另一方面，学校与企业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认知差异：职业院校习惯通过学科符号系统构建学生的知识框架，而企业则依赖于情境化的实践符号系统传递职业价值。企业关注的核心在于学生是否能迅速适应并满足其实际用人需求。这种差异导致企业人员即使进入校园，也大多停留在“经验指导”层面，难以深度参与课程开发、人才培养等核心环节。教育部 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服务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的实施方案》中鼓励先进制造业头部企业每年安排5%左右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而广州人大一份《关于强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支撑制造业立市的建议》的问卷调查数据，则显示90.4%的企业没有与技工学院、职业学院合作培养技能人才。这些数字折射出企业特别是核心技术技能人员参与动力严重不足的现状。

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的工程实践能力短板同样制约着产教融合的深入推进。多数教师从高校毕业后直接任教，虽然理论知识扎实，但技术创新能力与工程实践能力等实践素养明显不足。尽管政策层面鼓励教师到企业实践，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工作量认定标准、绩效激励等机制，教师去企业实践往往流于形式。华东师范大学范栖银团队的调研数据显示，在年均企业实践时长上，仅有12.65%的教师每年有两个月以上的实践时间，近七成教师的实践时长为15天至2个月，17.73%的教师表示一年只有不到15天的时间开展企业实践，说明仍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达不到“专业课教师每年至少一个月以多种形式参与企业实践或实训基地实训”的国家标准。

当下，部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项目以高薪就业、职业发展等承诺吸引学生。然而，学生在校期间往往缺乏对真实工作环境与企业文化的深入了解，当他们真正进入企业后，常常面临重复性劳动、成长路径不清晰、实际待遇与承诺不符等问题。这些落差感导致实习流失率居高不下，影响了产教融合的实际效果，导致学生对一线岗位的认同感持续走低。根据麦可思《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近年来职业院校毕业生在毕业三年内平均雇主数为2.4个，约50%的学生在毕业三年内转换了职业甚至行业，显示毕业生“用脚投票”来对冲职业岗位的不认同。

2 根本缘由：产教融合对“人”的忽视

要突破以上困境，必须重新审视“人”在产教融合中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已揭示，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作为有机整体进行统筹规划，明确指出提升人的素质是协同发展的最终目标。随着支撑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的发展，创新驱动更要依靠具备创新思维和尖端技能的“人”来实现。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人”是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要素，这决定了其在资源配置中的特殊地位。职业教育作为与产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其本质功能正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更强调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目标不仅是传授一技所长，更是要促进“人人成才，人人出彩”，应该让每个学生都能发现自身价值，实现人生梦想的舞台。

3 路径探索：产教融合向“人”的聚焦

如何推动产教融合向“人”聚焦，则需要从理念转变、制度突破、环境优化三方面发力，让“人”的价值得到认可，能力得到提升，发展得到保障。

在理念层面，要树立投资于“人”重于投资于“器物”。各级政府和职业院校应当清醒认识到，签署再多的协议、建立再多的合作基地，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人”的问题，终究是本末倒置。如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十多年前在联合中国二重等龙头企业设立“大型模锻工艺研发”等教师企业工作站，常态化不断线地组织教师深入企业参与技术攻关、工艺改进和产品升级，同时培养出大批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实现了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的“互浇共长”。这种将有限资源从硬件建设转向人才投资的做法，正是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的关键路径。

制度创新是破解当前困境的核心突破口。一方面，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让技术人员的能力和价值真正“变现”。可以按照“限高、扩中、提低”的原则，限制过高收入和不合理分配，防止资本要素过度侵占劳动要素收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特别是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提高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基层劳动者的收入。另一方面，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校企人员双向流动的“旋转门”机制。这需要鼓励央企、国企退居二线或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产业教授”，并在职称评定、薪酬待遇方面开辟特殊通道。同时，改革教师评价体系，将企业实践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技术成果转化等作为职称评定的核心指标。

环境优化是保障产教融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要着力营造“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尊敬”的生态。具体而言，要提高技能人才的政治地位，在党代表、人大代表等推选中适当增加高技能人才比例，增强他们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话语权。此外，除了提高薪酬待遇外，更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技术技能人才在落户、住房、医疗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通过主流媒体、影视作品、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时代风尚。

产教融合的深度，不在于“器物”的堆砌，而在于对“人”的聚焦，当我们跳出条条框框的协议约束，转而聚焦如何让企业人员愿意深入课堂、让教师能力真正匹配产业需求、让学生看到职业发展的美好前景时，产教融合才能真正回归育人本质，职业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作者：孙涛，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教授；本文系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职业本科发展重要问题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课题“职业本科产教融合的路径及策略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JX25Z1007）

（转自现代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网）